杨洁，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比较、性别教育方面研究和教学工作，主持和参与国家级课题六项。曾发表《能力本位：当代教师专业标准建设的基石》《关于妇女解放过程男性化的思考》《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直接映射》、《民国时期上海女子教育口述研究》《史间拾遗：中国女子教育研究》等论文与专著。

亲历者自述：民国上海女子教育

文/杨洁

教育作为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从来与人的预期性无法分离。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更是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确立和教育对象的普及，制定明确的办学宗旨成为学校的首要工作，并且办学宗旨贯穿于学校教育工作的始终。为了实现办学宗旨，学校必然要制定出学生未来的形成规格即培养目标。上海女子学校的开办者们，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为学校制定出一定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而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的不同，集中反映了上海女子教育多元化的特征。民国时期上海的女子中学状况如何呢？

上海女子教育的亲历者王芷涯[1]女士是民国时期上海工部局女中四零届毕业生，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以在上海一些女子中学任教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党女中分区委工作，她就上海女子中学做了整体介绍：

据我了解，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女子中学大概有这么几类：一类是私立中学，这是大量的，什么民立（女中）呀、培明（女中）呀、智仁勇（女中）呀，还有爱国女中，我在智仁勇女中教过的，这类学校好多好多；这类学校办学质量高低上下差别很大；另一类是市立的，是少量的，务本女中，就是现在市二中的前身；还有一类呢，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创设的，它管理四所男中，一所女中，因为就一所女中，就叫工部局女中，就是现在市一中的前身；第四类呢，就是教会办的女中，有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中）、进德（女中）、崇德（女中）、还有晏摩氏（女中）、裨文（女中），还有比较大的清心（女中），天主教的我记不得了，有震旦女中，蛮多的，大概有七八家、八九家。[2]

女中学生在上家政课

王女士将当时上海女子中学分为四类，尽管其对学校数量的记忆并不准确，但基本事实与文献资料的记载完全吻合。以上海女子中学总体情况为基础，从全面系统地掌握女子教育的历史考虑，根据当时上海女中的四种类型，分别选择了有一定代表性的学校，对其亲历者进行了采访。为了避免口述资料出现记忆性错误，并能区分历史的时段性差异，每所学校笔者都选取两位被访者；并为提高访谈可信度，尽可能地进行了双人访谈。下面我们通过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和历史文献的印证来逐一认识民国时期上海的各类女子中学。

市立务本女中

在上海，务本女中是国人所办女子学校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女校，它既是社会革命的产物，又是妇女解放的结果。南洋公学邑庠生吴馨（吴怀疚），目睹当时妇女“习于脂粉华服，金莲三寸，弱不禁风”，立志兴办女学。1902年学校开设，定名务本女塾，新生多为成年妇女；1904年学校为培养女子教育师资，增设师范科，传授现代科学知识。1913年，吴怀疚将学校捐归上海县立，学校改名为上海县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1916年4月，学校方改组为上海县立务本女子中学。1923年，学校开始使用新的学制，中学分为初、高两级，并附设小学部。1927年，上海成立特别市，务本女中仍属市立女中。

1930年务本女中校服，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校初开，为“益家善种”，既定“以改良家庭习惯，研究普通知识，养成女子教育儿童之资格为宗旨”；民国成立后，改宗旨为“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授以女子适用之知识技能，并培养女子固有之美德、健全之体格。”学校办学宗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女子的培养目标从“合格女性”变为“健全国民”，女子的角色从家庭成员扩展到社会公民。现在，让我们从这些枯燥的文字中走出来，去拜访当时女子中学的亲身经历者，请她们介绍务本女中的情况。

吴若安，上海务本女塾1906年高等小学毕业生，后入务本女塾读中学，毕业后在上海从事女子教育。曾任南洋女中校长，将全部身心放在教育工作上，终身未婚。她在九十七岁时，回忆起务本女塾的一段生活。

务本女塾崇尚朴实。学生衣着一般比较朴素，夏季上衣多为白色，冬季多为深色服装。在生徒规约总规第一条，即明确提出：起居容服，必朴雅整洁，勿效时装。学生多能恪守，社会有所好评。

务本女塾创办人吴怀疚先生，声望远非与蔡先生(笔者注：即指教育家蔡元培)相比，但其作风踏实，治学较严，待人和蔼。务本女塾建校宗旨，首以养成学生温诚勤朴的德行，注重学科知识，讲究教学方法，尤其重视家事教育，如烹饪、缝纫、医药卫生常识等作为培养贤妻良母之基础。[3]

吴若安老人为我们描述了务本女塾的学校情况，她的描述映证了辛亥革命之前的务本女学是以中国的传统思想为指导，确定贤妻良母为学校培养目标。那么辛亥革命之后的务本女中的变化情况怎样呢？我们请务本女中毕业生徐修梅女士来谈谈。

徐修梅[4]，约85岁，曾为上海市立务本女中1934届高中普通科毕业生。当我如约前往时，她斜靠着家中石库门门框，正在等我。徐女士个子中等，头发稍有花白，背部微驼，但身板硬朗，气色红润，精神矍铄，待人亲切诚恳，令人觉得可亲可敬。她告诉我：

我叫徐修梅，我1916年生，1928年进务本女中。务本女中是上海市的公立中学，在上海很有名望的。我在那里念了六年，进去的女学生都是中等家庭的女孩子。我们那时候都是穿校服，就是用学校指定的布做的旗袍吧！当时上海的小姐们穿得都很漂亮，可是我们学校特别朴素，因为她朴素，所以我们中等人家的女孩子还念得起这个学校。那个时候，每个学校都有校训，我们学校的校训是“温、诚、勤、朴”，为什么放个“温”字呢？因为我们是女子学校。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我们教务主任曹一华认为“温”字不好，就改成“勇、诚、勤、朴”。那么，在我中学六年中，大概五年提倡“温、诚、勤、朴”，所以，你就可以想到，我们那个学校提倡的是什么。这四个字代表着一种校风，我在里面，真是觉得这个校风是执行了的，并不是字面随便讲讲，给人家看的。我们的校风比较淳，没有那个奢侈、浪费、说假话，刁钻古怪都没有，这些东西在学校都是被排斥批评的。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不是有训育主任么？我们每天早上上早操，如果哪个同学搽了胭脂，那个时候，搽口红不敢了，根本不敢，就是搽一点胭脂，脸上抹一点红，她就拿一块白手帕，就在大庭广众之间帮你擦了。哈哈！训育主任一般都是比较严格的，而且是古板的。我们怕她。怕，女孩子嘛！！当时训育主任有好几个呐，只记得一个叫王佩珍，后来换了一个叫徐元朴，这个徐先生呢，是北京女师大毕业的，非常正派。

徐修梅女士

在抗战胜利之前，务本女中是上海市唯一的市属女子普通中学，是上海市政府树立的女子中学的典范。徐女士饱含着对母校的深情，介绍了当时这所市立女中的基本情况。从与徐女士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务本女中所发生的变化，从过去强调“温”，注重养成女学生的传统女性性格特征，培养贤妻良母，到三十年代强调“勇”，针对中国女子的柔弱品性而发展女子的坚强勇敢的现代品格，培养现代国民。校训的改变恰与民国成立后务本女中的办学宗旨取得了一致。一字之变化实际反映出女子教育的办理者在女子理想人格方面思想观念的变化，这一变化既是教育发展的内在结果，也是社会向现代发展之时，对女子学校教育实践提出的新要求。新校训的制定和实施表明：上海市办女子教育对女学生的培养目标已由家庭的“贤妻良母”转变为社会“健全的国民”，社会对女子角色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这一“国民”的标准不仅是具有“健全的体格”，还应养成“女子适用之知识技能”、“女子之固有道德”，带有极强的封建色彩，但与封建时代女性价值观相比较，女子的活动范围毕竟已经超越家庭而迈向社会，注重对女子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以对女子提出的德智体三方面的要求代替了封建时代的“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务本女中学生必唱的校歌将学校办学宗旨潜移默化于每个女学生的心中：

“千寻之木始于苗，百川之水朝宗遥，

海上首创女学校，胚胎国民此其肇，

生男勿喜女勿恼，从今民我皆同胞，

人格兮高超，志气兮坚牢，

余有责兮，汝曹我曹。”

教会女中

上海市女子中学中，教会女中以其资金雄厚，教学设备先进，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而在上海女子教育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教会女中中，因宗教派别之不同，而有天主教女中和基督教女中两类。截至1948年，基督教女中七所、天主教女中八所。基督教女中内，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者当属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中、清心女中等；而天主教女中内，数启明女中和晓明女中最具影响力。那么，教会女中开办的目的是什么呢？它预备培养什么样的女性人才？下面让我们对教会女中来做一番考察。在1921年出版的《上海求学指南》中，裨文女中简介中说：“以振兴中国女子教育，授以有裨实用之学术，并陶冶德行，养成教中品学兼优之女子，俾将来克负家庭及社会之责任为宗旨。”[5]这一宗旨显示出教会女中开办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教中之女子”，通过教中女子来影响家庭和社会。这一点从中西女中的办学过程更可见一斑。

中西女中原校长薛正曾写了长达三十四页的《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一文，介绍中西女中的发展历史，其中就有对学校的创办人美国传教士海淑德提出的办学宗旨的描述：

办学宗旨，按海淑德的说法有下列四点：

1. 面向中国主要是富贵豪门的女儿，提供高等普通教育，中英并重。

2. 教授西洋音乐(选修)。

3. 从思想上和道德习惯上对中国女子施以‘健全’的西方教育和影响。

4.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传授基督教的基本要道。[6]

这一宗旨从西方文化本位的角度出发，对中西教育进行了价值判定，带有极强的西方文化优越感。海淑德提出的中西女中办学宗旨明确地反映了中西女中的基本文化特色，就是要将西方“健全”的思想、道德、知识、宗教意识、艺术纳入中国社会上层意识形态，全方位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一宗旨虽然是以后中西女中的办学方向，实际上也是在华教会女学的整体指导思想。那么教会女中如何贯彻这一宗旨，如何来培养中国女学生呢？新中国成立前，清心女中毕业生曹锦孚介绍了清心女中这方面的办学情况。

曹锦孚[7]，70岁，清秀白皙，嗓音甜美。出生在上海市一个大律师的家庭，家有花园、洋房、小轿车，生活富足。家中姐妹四人，皆为清心女中的毕业生，她性情活泼而稳重。在访谈中，她向我介绍了清心女中的历史发展和上海其他女中的情况，并为我唱了许多民国时期的进步歌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心创办于1861年，开初的时候它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瀚和他的夫人来上海创办的，以传教为宗旨的基督教学校，名字叫什么呢？清心书院。1918年定名为清心女子中学。1927年按照当局的规定，就是要组织校董会了，开始让中国人做校长，那么张蓉珍呢就是在1928年被清心女中校董会聘为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关于清心我认为它宗教的色彩很浓。它这个学校也有教会资助，它的房舍有好多都是教会募捐的款子来建的；它委派的校长，跟教会关系很密切。你看张蓉珍，她的父亲就是长老会的长老，长老在教会里地位比较高啦！教会有很多派别，我们清心属于长老会，学校里的宗教气氛比较浓，它每个礼拜都有圣经课，《圣经》要一章一章教下去，牧师来上圣经课，是正式课，一个礼拜一次。学生要做礼拜，这是要点名的。礼拜天上午做礼拜，大概两个礼拜一次，我印象是这样，就是要到礼拜堂做礼拜。清心原来有一个专门的礼拜堂，就叫清心堂，就是清心女中和男中做礼拜的地方。清心学生是住宿的，每天晚上都要做夜礼拜，每天晚上七点到七点一刻，全部学生都要到大礼堂集中，各班的班长，一般是高年级的班长，到台上去领夜礼拜，不是牧师去领了。什么内容呢？一个是唱赞美诗，一个是念一段《圣经》，有时候就背主祷文了。我也领过的，因为班长是轮流领的嘛！这是每天都要做的。还有呢，住宿要吃饭，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吃之前，要站在那儿谢饭，唱一个谢饭歌，就是要谢谢主给我饭吃，这些饭菜都是上帝赐给的。这个圣经课是从你一入校一直到毕业每个礼拜都要上的，没有结束的，圣经课是要考的。

上面曹女士的讲述反映了清心女中作为教会学校的浓重宗教特点。在我进行的其他访谈中，也接触到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中等教会学校，发现这些学校与清心女中同为西方教会创办学校，在受西方宗教文化影响较重这一点上具有相似之处。教会女中将《圣经》作为必修课，从进入女中附小起，就开始上宗教课，希望将宗教教义潜移默化于每个学生的灵魂之中。《中华基督教年鉴》1917年第四期曾记载中西女塾校长连吉生不遗余力传教之事：“……连女士精明干练……尝注意于布道事业，课余喜与二三及门，以圣经为谈。盖时往学生家族，乘机讲道，是以学生中之由肄业而信道，学生家族之由闻道而信仰者，不一而足。”中西女中1936届毕业生黄凤贞也曾谈到，她并不相信基督教，也不是基督教徒；但学校将《圣经》作为一门必修课，从她一踏进中西女中附小大门起，每个星期都必须学习。所以，她从小就把《圣经》当课本来念、当故事一样来听的。

教会女校不仅将宗教教义作为影响中国女子的手段，而且希望将西方习惯植入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在过西方节日时给学生放假，让学生欢度圣诞节、复活节、鬼节等宗教节日；在家事课上教授西方的生活习惯和技能，进行西方生活的实习。黄凤贞还谈到中西女中的学校生活。

黄凤贞[8]，中西女中1936届毕业生，85岁，终生独居。黄女士幼小失父，母亲倾其父所遗培养孩子读书，送他们到上海“最好的学校”。黄女士在中西女中生活学习了十二年，后又留校任教，在中西整整生活了六十年，按介绍人所言：“你是中西活的历史嘛，总归是可以翻翻的。”女士精神好，记忆力极佳，向我滔滔不绝地谈起中西女中。

我们还有个外国的风俗，过鬼人节。哎呦，鬼人节，我们学生是最开心的，同学化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过鬼人节，就化装成希特勒，我们那时恨死他了，那个化装成希特勒的同学还得奖的啦，化的可象了！这个鬼人节在十月里。还有复活节，我们做什么呢？老师在学校里放很多鸡蛋，很多带颜色的鸡蛋，我们学生去找，哪个班级找的多，哪个班级就得奖，都是这样子玩的。中西嘛，就特别洋化一点，其他教会学校多是做做礼拜，学生没有这样的活动。

我们那时也上家政课，什么插花喽，做蛋糕喽，缝纫机我们不踩的，过去中西都是贵族小姐，谁会去踩缝纫机？家政是外国老师教的，她拿了好些花，插给我们看，教给我们。

原中西女中的校长薛正曾记载：家事课是中西高中的必修课，学生在家事课上学习如何美化自己、如何美化家庭和环境、如何招待宾客、如何做西点西菜，甚至按照美国的习俗，学习如何对待男朋友、如何选择对象、如何组织家庭等。[9]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进而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 [10]教会女学开办者不仅仅希望中国女子成为信教之人，更是希望通过宗教教义的宣传、西方生活习惯的培养，使女学生们成为中国社会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物，通过她们的引导逐渐使中国社会全方位西化、基督化。教会女中的办学宗旨充分体现了西方在华文化势力的殖民倾向。

工部局女中

在上海教育历史上，存在时间很短，但影响却比较大的一所女校是工部局女中。该校是1931年中国教育家、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的陈鹤琴力主创办的。陈鹤琴聘请有办学经验、曾留学美国的原金陵女大毕业生杨聂灵瑜[11]担任女中校长。杨校长到任，聘用高水平的教师，完善学校教学管理体制，学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年之后，杨校长曾就学校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两年来本校之进展及今后之训练方针》，文中指出：鉴于学校专为华人子女而设，故学校采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课程标准办学，以求“学生将来升学较易，既服务社会，亦更能适合社会之需要”，可见工部局女中的办学方针注重学生更高层次的发展，培养女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能够在社会获得更有利的发展。针对学校今后的发展，杨聂灵瑜在报告中认为：

近年以来，女子经济独立之呼声颇高，但求之实际，若不施以适宜之教育，亦不过空泛之名词而已。本校同人，慨于今日中国女子教育之畸形发展，引为杞忧，认本校今后之训练应注意下列数端：

(一) 注重中国文化。沪地为通商巨埠，华洋杂处，青年子女，多鄙弃自家文化，而以欧风为时髦，长此以往，殊非民族前途之幸福。本校有鉴于此，对于课程，中西并重，对于中文及历史诸科，犹为注意，务使学生知择善而从，纠正学生今日偏侧之见解，以挽舍本逐末之颓风。

(二) 人格训练。吾国年来政治不修，社会紊乱，虽原因复杂，然究其极，人心丕变，人格堕落，实为主要原因。本校对于人格训练，每班设指导员一人，专负其责。……。吾人如欲希望未来之理想中国实现，吾女界对人格训练一端，实为责无旁贷。

(三) 手脑并用。以往中国之教育，只可称为书本教育，善读者往往只读死书。……。本校注重手脑并用，手工、烹饪、缝纫、栽种诸科，无论矣，既其他科学，亦必使之实习而达学以致用之目的。

…………。[12]

工部局女中学生合影，一排左四为王芷涯女士

从杨聂灵瑜的这段话里，我们感到她是一个爱国的、务实的、极有头脑的教育家。虽然她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有失偏颇，但她从民族前途考虑，有志于改变中国女子教育存在的弊端，纠正沪地社会崇洋习气，而在女子学校中发扬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实用知识技能和对善恶优劣的辨别能力，进而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先进事物。那么，她的计划是否在工部局女中落实了呢？当年女中毕业生盛靳先和王芷涯曾向我谈起她们的学校。

盛靳先(原名盛琴仙)[13]，1933年进入工部局女中，1939年毕业。在学校时擅长文学创作，在校刊和年刊上经常发表文学作品；抗日战争期间，半工半读完成大学阶段学习；她具有极强的记忆力，极善言谈，曾比较详细地向我谈了她的学校和家庭。

我们学校的校长呢，本身倒是个基督徒，而且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大概她在基督教徒中，属于比较有女权思想的，她对教会压抑妇女的作法也是很不满意的，所以她有一些反叛精神。她办学有个特点，她继承了教会学校的优点，但她在学校里不搞宗教活动，她从来不叫我们读《圣经》，也不叫我们做礼拜。她也强调女权思想，她在各方面对学生要求都很严格，而且各门功课都很重要，都很重视。我觉得工部局女中更多的是培养职业妇女，希望你将来能够独立自强。所以，我一进这个学校就有这个感受。

我们的校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役就是使役的役，是借用《圣经》里的一句话。在这儿，就是说培养学生并不是为了去奴役别人，而是为人们服务。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很好的校训。

工部局女中教师合影

盛女士和王女士就杨校长的办学思想给我谈了许多，她们共同的感受就是杨校长是一位有志于妇女解放的职业女性，她办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女子的自主意识、独立精神、工作才能和社会适应能力，以求女子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和两位女士的谈话过程中，杨校长的人格训练深为她们津津乐道。

我觉得这个学校有一个特点，就是开明，比较适合女中学生将来自立自强。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校长每周礼拜一在大礼堂开大会——周会。每周总归要有一次全校性的训话，每次围绕一个主题。训话不到一个小时，训话不是骂人，而是讲道理的，大家都在很安静地听着，觉得得益很深，我现在记不得它里面的内容，都是教人怎样做人。

听到王女士谈起当年杨校长主持周会的事情，盛女士兴致极高地回忆起她记忆中的周会：

我可以讲一件具体的事。一般讲，女士都是爱美的喽，但是我们女学生都是穿着校服，也不烫发、也不怎么样；而我们的老师有些淡妆。这样我们有些年龄大的同学不服气了，因为年龄大的也比较大了。针对这个问题校长谈过的，我印象很深。她说：你们很年轻，你们都有天然美，不需要人工修饰；而老师里边，有些身体不大好，有些年龄比较大，她们稍微画一点，目的是为让别人看着年轻、舒服，而不是为了自己要怎么样。这样一讲，我们觉得心服口服。

两位女士还向我谈到，学校在教学中中西文化并重，一方面提倡中国文化的学习，另一方面重视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并注重将西洋体育纳入中国女子教育体系，培养中国女子的健全体格。从她们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杨校长作为一位留美的中国女子，她非常善于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又注重保持中国的文化特色。工部局女中在杨聂灵瑜的管理之下，成为一个兼收中西、具有现代开放气息的女子中学。

私立女中

上海女子普通中学，除了公立女中和教会女中之外，数量最多的当数私立女中。这类女校中，有外国人创办或教会创办后为中国人接办者、有中国人自己创办者、也有团体主持者；由于私立女中的资金来源不同，开办动机不同，学校管理相对各自为政，因而学校办学质量差别很大：有些学校以女子教育为事业，以培养女子独立能力、独立意识为职志，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学校生命；有些女子学校开办者以办学为谋生手段，维持学校生存为他们的基本要求，学校教学质量有一定保证，但学校发展人才培养并不成为其办学重心；也有学校将办学作为发财之道，贩卖文凭是其办学动机，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当然，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每所学校的存在方式也并非绝对不变；有些女中前后期办学目的有所不同，有些学校甚至兼有多种办学目的。私立女中办学渠道多样、办学目的不一，因而各学校之间水平难以整齐划一。我所接触到的南屏女中是民国时期上海市一所有口皆碑的私立女中。

南屏女中，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在上海的一所女子学校。当时，杭州沦陷，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学部分教师辗转到达上海，为解决杭州女中流亡来沪同学的失学困难而于1938年开办起来的。该校毕业生许庭为我提供了她们学校的许多资料，关于办学宗旨，资料里是这样写的：

“创办南屏女中的曾季肃、姚韵漪、王元璋、王元琪、吴之微等老师均系追求女子解放、力争自立自强、追求独立人格、谋求事业成就的女性。她们有着共同的理想，矢志献身于女子教育事业，因而，校董会开宗明义地提出，南屏女中的办学宗旨为‘谋养具有现代知识、进步思想，具有独立人格和创造能力的时代女青年。’本着这一宗旨，南屏教师们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自觉地尽心尽力，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出一批批象她们自己一样严谨、淳朴、正直、勤奋而有作为的女学生。”

年轻时期的曾季肃

许庭(原名许婷婷)[14]是四十年代上海私立南屏女中的学生，她的父亲自外地来沪，自学英语和会计，后成为一个洋行小职员，但不幸早逝。她们姐妹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生活。但我眼前的许庭女士浑身洋溢着热情、彰显着向上的精神风貌，她向我谈起了南屏女中和她的老师、同学。

我们学校只有短短的十八年，但它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这与曾校长的办学思想和为人很有关系。她本人就是一个自强自立的女性，她要求我们每个女学生成为有作为的、独立人格的人。要成为这样的女性，就一定要勤奋学习，掌握本领；另外，在思想品德方面，结合我们提出了六字校训：“忠、诚、仁、毅、宏、勤”，教育我们待人要诚恳、宽厚、正直，不要自私、不要嫉妒，要勤奋学习，这些教育对我们影响很深。所以南屏学生都很宁静，不夸夸其谈。

我们南屏的风气就是一个学习的好风气，大家都是认认真真地学习读书。班里同学谁最好呢？谁被班里同学尊敬和崇拜呢？就是顾婉先，就是我们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她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学期都是第一名。学校经常有一些学习活动、演讲比赛，得名次的同学大家都喜欢她，尊敬她。至于那个同学打扮的怎样，我们从来不关心。那些打扮的花俏，穿着时髦的人，大家反而不觉得怎么样。那时大家都很朴素，蓝布的旗袍校服，夏天的短袖是浅蓝色的；冬天是深蓝色的；白的袜子、黑的鞋子、短短的头发，大家觉得蛮好看。有人说南屏的学生好像是尼姑似的，但我们觉得很自豪。大家自尊心都非常强，认为我们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最好的。

那么，南屏女中是否如许庭女士资料中所反映的那样呢？我的另外一位被访者杜淑贞，向我谈了她对南屏女中的看法。

杜淑贞[15]，文静而含有威严，思路清晰，谈吐干练。杜女士毕业于上海培成女中，曾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上海女中分区委负责人，对女中情况有较多了解，她给我谈了上海女子中学的大量情况；其中就南屏女中，她这样说道：

南屏女中的校长叫曾季肃，是从福建来的[16]，是个女教育家。这个校长非常好，真是一个学者，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但她也比较古板，她将学生绑得象她那样。这个学校教学质量非常好，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考清华、北大、燕京大学的。

从杜女士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南屏女中的校长曾季肃是一个正直、严谨的女学者、女教育家，有时甚至表现的有些古板；但她将发展女子教育作为自己的人生事业，以培养女性自立、自强作为其人生追求；南屏女中的创办者们，大部分都是独立自强的女性，她们将女子教育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制定南屏校训：“忠、诚、仁、毅、宏、勤”，将其制成匾额，挂在礼堂之上，希望培养出具有“现代知识、进步思想、独立人格、创造能力”的大批女性，体现出学校追求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现代思想风貌。但由于当时政治腐败，一些教育家多抱清高思想，想尽力避开政治来发展教育，因而，也出现了一些“为教育而教育”的人；杜女士对南屏女中的评价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其中暗含着南屏女中狠抓教学质量，而不赞成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之意；许女士的一席谈话也映衬出南屏女中学生注重学习，而轻于打扮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两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据她们所言，在当时情况下，私立女校中这种情况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但是，私立女中里也有一些教学质量很差的学校，这种学校以谋取利益为目的、以贩卖文凭为手段；这种学校满足着社会上某些人希望获取文凭、以学校教育为装饰品来提高婚姻身价的愿望。曾在私立女校任教的王芷涯老师向我谈起了学店式的女中。

学店式的学校，在女中有，男女合校也有。这些学店式学校办的很差劲，学店的校长像个老板，是想着赚钱的，不是专心办学，智仁勇女中就是这样。实际上智仁勇女中是一个办学很早的学校，是很有名的，后来我在教的时候，就不行了；很差，包括聘用老师，教学质量很差，根本没有什么校纪校规，学生学习不认真，爱上课不上课，讲打扮，有时候，还将男朋友一道带来。学生背着小皮包来学校，我叫她们拿出纸头来测验，她们拿不出，有人就拿出发票来在上面写，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些小姐都是不念书的小姐。

上海女子普通中学中，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校并不是个别，可也有一些学校虽非此类原因但办学不力。《上海市教育局业务报告》（民国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中对博文女子初级中学情况有所反映：该校“一、二、三年级合班上课，校舍租借，除课室外，无其他活动场所，图书寥寥数种，仪器标本阙如。课程不完备，教法板滞，学生成绩平平。该校成立十数年，一切设施均尚未臻完备，殊可惜也。”

博文女校校长是北京女高师毕业生黄绍阑，按业务报告所言黄绍阑 “对社会公众事业甚热心”，据历史记载：该校即是当年中共一大代表住宿之所，此时校长既为黄绍阑。如此分析，校长因对社会公众事业关注，而疏于学校的发展也未可知。当然，并非只有国人自办女学的办学质量很差。上海市教育局《取缔腐败私立学校及私塾》的通告，明确表示：“本市私立学校成绩优良者固属不少，而办理腐败，迹近敛钱，亦属难免。本年度调查所得起腐败者，加以取缔。”其中基督教教会学校晏摩氏女中因教学质量太差，而被勒令停办，其校学生被安排参加甄别考试，以为转学之证明。

在多种类型的上海女子中学中，既有以西方文化观念来开办女子学校的，也有按中国文化标准来培养女性人才的；既有以现代女子教育观为办学指导思想的，也有抱着传统女子价值观从事教育活动的。不论以哪种模式为主，多样文化在上海女子学校中是共存的，简而言之，如下综述：

教会学校中同样具有传统保守的色彩，国人所办女学中也会充溢着现代的气息。教会学校虽然希望将西方文化溶入中国女子的思想和生活，但它在中国的生存必须以适应中国文化并获得中国人的认同为基础。国人办学及市办女学带有浓厚的中国本土特征，但由于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先进性，使中国女学开办者不可能避开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传统女子教育观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早期不会荡然无存，现代女子教育观作为新生事物，其勃勃生机也是不可遏止的，无论女学开办者的动机何在、目的如何，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斗争在女子学校中是无处不在的，女子中学就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求得发展。

[1]采访时间：1999年1月9日；采访地点：上海高安路王芷涯女士家中。

[2]口述资料中括号内文字为著者所加。以下同样情况不再注明。

[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4、606页。

[4]采访时间：1999年4月23日；采访地点：上海新闸路徐修梅女士家中。

[5]王寅清、柴藏湘：《上海求学指南》（下编），上海天一书局1921年版。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7页。

[7]采访时间：1999年4月7日上午；采访地点：上海天目中路曹女士家中。

[8]采访时间：1998年12月7日；采访地点：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校务办公室会客室。

[9]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303-304页。

[1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

[11]民国时期，妇女嫁人多随夫姓，杨聂灵瑜本人姓聂，夫杨怀僧，故称杨聂灵瑜。

[12]杨聂灵瑜：《两年来本校之进展及今后之训练方针》  见：《上海市一中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第20-21页。

[13]采访时间：1999年1月9日；采访地点：上海高安路王芷涯女士家中。

[14] 采访时间：1999年6月1日下午；采访地点：上海高安路许庭女士家中。

[15]采访时间：1999年4月26日；采访地点：上海乌鲁木齐南路杜淑珍女士家中。

[16]此处记忆有误。曾季肃女士为常熟人士，为著名作家曾朴的小妹。

《民国时期上海女子教育口述研究》代序

文 / 李小江

杨洁是“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的参与者，也是国内口述历史研究最早一批身体力行的探索者。她主攻教育，兼修历史，在“民国上海女子教育”这个富有魅力同时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上落脚，以亲自采集的第一手资料为主体，拿出了她的博士论文。那些极为珍贵的口述资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起始阶段的认识，也为早期知识女性的多彩人生留下了生动的原始记录。杨洁的前期成果以《先锋女生》为名在《让女人自己说话》（时代卷）面世（三联书店，2003年）。今天看到的是她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收获，既保留了口述资料的鲜活气息，也包含着她对整个女子教育问题的深层思考。我对杨洁的文章并不陌生，十数年下来，总见她在教育和女性研究领域持续耕耘。今天重读，如同重识，新鲜感是在有创意的文字中生发的，归纳如下，可见她前行的思路和踏实的脚步。

1）将“女人”置于“教育”主体地位

通过对亲历者的访问，杨洁获得的资料首先是人文的而不尽是文字的，来自生命体而不局限于文献档案，通过对口述资料的分析整理，将人的因素有效地纳入客观的历史研究。如她所愿：“本书采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让女子从历史旁观者转而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通过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叙述，反映出个性化的、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女性历史。”今天，做教育研究的文章很多。杨洁的贡献在于：以女人为自主主体，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中，着力发掘女性自身在推动女子教育事业上的自觉性和能动作用。书中列举的鲜活人事，不仅展现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感受，更在推动女子教育事业的参与者中展示知识女性的创造力。她的研究突破了有限的校园院墙，将视野扩展到社会上“女子教育的结果”，在对生命轨迹的追问中，进一步求证教育对女性人生命运的重大影响。这钟研究非亲历采访不能完成，在常规教育学中是弱项，书中有专节介绍，给人的启发远在教育之上。

杨洁教授与受访者蔡睟盎女士

2）将“女子教育”放在“大历史”背景中

序论中，作者首谈“现代化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强调现代教育理论对这项研究的指导作用。不同专题中，杨洁一再申明自己的研究起点，是“将上海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置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现代女子教育不过是“现代”潮流中的一簇浪花，不可能脱离中国现代化进程孤自前行。书中，她始终把握着现代教学形式——学校教育——这条主线，为琐碎、散乱、卑微的个体生命体验找到了一个共同拥有的叙事平台。正是借助了这个大平台，碎片化的个体记忆才可能站立起来，整体性地展示出女子教育的历史进程，如杨洁在书中所呈现的：“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中去探索民国上海女子教育的现代化演进及其规律，考察民国时期上海女子教育的发展对中国女子教育现代化的影响，确立民国时期女子教育在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并试图为当今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3）将“性别”因素与“政治/经济”因素结合

这项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视野开阔，远远超越了单一的女性立场，将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纳入女子教育范畴，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现代教育问题的理解，也有效地拓展了“女性/性别”的研究疆域。

什么因素最直接地推动或制约了中国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通过实证分析，杨洁给出了答案：政治和经济。鉴于此，我对书中最后两个章节格外留意。有关经济，她认为：“教育的现代化、女子教育的现代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条件的。上海女子教育的发展正是体现了经济对教育的重要作用。”（131-132页）有关政治，她谈到了社会革命的推动作用以及战争的阻断和破坏。难得的是，她在访谈中发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给人们心理造成的阴影”，这在知识女性的个人表述中也有表现，诸如：倾向褒扬成就，有意回避时弊，“这种多谈光明少涉阴暗的情况，极易造成一种历史的虚假繁荣”。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口述资料的历史价值，迫使杨洁在方法问题上驻足反思。

反思，是研究者趋向成熟的表现。

杨洁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对口述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上。

首先，在材料使用上，她采取了文献与口述结合的方式：“口述史法与女子教育研究相结合，可以弥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史料之不足，在本课题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她以文献研究做书的骨架和基石，用口述资料做血肉，极大地丰富了“教育”内涵。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她对“口述历史”和“口述史研究”的差别有所认识：前者可能具有史料价值（也可能没有）；后者是利用口述资料而成的史学研究成果，两者相关却不相同。前者是粗矿，需要勘察、甄别、提炼和打磨；后者是成品，出自历史学者之手。本书之不同于《先锋女生》，就在她始终“将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交叉使用，使两者互相补充、互为印证”。为了避免口述资料出现记忆性错误，并能区分历史的时段性差异，她要求自己对每所学校的了解都至少有两位被访者，尽可能进行了双人甚至多人访谈，以求补充或纠错。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在口述资料的采集过程中非常重要，是日后我们甄别史料真伪的一个基本条件。

杨洁教授与受访者钱青女士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她看重人的因素，因而特别留心在“能动性”和“主观性”两者难以割裂的纠结制约中把持平衡。一方面，她带我们从“枯燥的文字中走出来，去拜访当时女子中学的亲身经历者”，给抽象的理论概念灌注人间气息，为文献中的宏大叙事提供了大量丰富而具体的历史细节。另一方面，她对个人的主观因素（如家庭出身、政治立场、身体状况以及即时情绪等等）保持高度敏感，尤其注意意识形态话语对口述人的影响，如她所说：个别被访者在谈话过程中“说官话”“表忠心”，“并没有完全谈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观点，这也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在口述方法日益被广泛使用乃至被滥用的当下，这些提醒恰逢其时，让我们在学习倾听时学会甄别，在尝试新方法的同时继续坚守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以上，似为序，实为学习心得。

李小江

2014年盛夏草就于奈良女子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