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美华，辽宁省庄河青堆子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工商联微电影协会副主席，庄河市作协主席。自创晴籁书院和《庄河记忆》（季刊，已出38期。查阅资料9千万字，行程100万公里，投资400万元，编撰整理1500万字书籍）。组织出版《庄河近现代书画集萃》《庄河文化遗产》。拓碑150余块，拓片1000余张。

文 / 李小江

所谓“精神家园”，不同于地理意义上的家乡，它落实的不止是一方水土之上建构起来的风土人情，还有回归的意念；无论身在何方，让心灵承载着温暖的记忆，在“诗意的安居”之地落脚还乡。依照海德格尔的界定，出走，是“还乡”的前提：

惟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还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丰富的阅历。

这个形而上的命题像一条人生咒语，驱使无数追梦的人离乡背井远走他方。今天中国，出走与“开放”同义，承载着现代气息，为现代化推波助澜；因之，家乡似乎成为困顿之地，守家疑似守旧，像是弃绝理想的无奈之举。

可是，这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一生未曾离乡也不思远行。他们将熟悉的乡土看作一本读不尽的大书，志在将困顿之地变成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不仅为自己，也为所有的家乡人。这些有志向的人也是录志的人，叩问大地，记录乡情，续写方志成为他们共同的“还乡”之地。因了他们的努力，原本由历代官府经办的方志书写脱离了迂腐的庙堂气息，在民间沃土中极大地扩展了它的精神疆域。在这浩浩汤汤、前赴后继的志人队伍中，“小女子”周美华挑起了《庄河记忆》这杆大旗，硬是在关外边地扎根建树起属于庄河自己的文化标杆。  

《庄河记忆》核心编委

文化自觉，志人在先

庄河，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依山傍海，距朝鲜边界150公里，1987年被列为国家边境县。1992年撤县建市，行政上隶属于大连，总人口不足百万。

庄河地名起于明朝，启用于清朝末年（1906年），地偏人稀，长久被视为化外之地。庄河有县志也是晚近的事（1921年），少数山川人物只在《岫岩志略》（1857年）中略有提及。从现有文献看，庄河境内乏善可陈。本地居民的祖辈多为山东移民，近代以来，汉族渐为主体，遍地胶东乡音。地方政权几易其手，缺乏有序的传承记载，“文化”和“历史”一样，不详，成为难以追踪的悬案；家族史也像断线的风筝，多半无从追究。数百年来，生在这里的人大都视远方为故乡，族群身份及其“根”的意识很可能是错位的。庄河的处境因此难堪：生养众生的一方水土与人们身边的人情世故似乎不那么搭界；在身份迷失和无根可寻的茫然中，一切事物的人文价值都显得轻薄，尽其自生自灭，任人遗忘——直到《庄河记忆》诞生。

庄河老街，孙浩拍摄

“记忆”犹存，因为人在。

方志之成立，因为志人在先。

《庄河记忆》于2012年春正式创刊，酝酿筹办的日子由来已久。最初，它只是一些个人散念，如主创人周美华（1964年出生在庄河青堆子镇），漫长的艰苦创业中始终怀揣着小女子的青春梦想；日子日见富足了，总想着能够经营一间自得其乐的书屋，于纷繁世界平凡生活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当因缘际会，天时地利人和，她敏锐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时代机遇，勇立潮头，将“对文学未曾熄灭的情感”转化为自家办刊的冲动，力图为无数在困顿中力图突困的志人们创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因何而困？

因为守土，守在家乡故土，困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和家长里短的人际关系中，心思走远却无法远行；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和人生感受，想说，却困于没有一个适当的表达途径——这不是周美华一人的困境，而是无数留守家乡的有志人共同的困窘。比如刊物艺术统筹姜弢（1964年人），曾经出走在体制内谋职，为自由创作毅然返乡却苦于没有自主言说的话语平台；又如责编孙德宇（1970年人），原本已经有了谋生的饭碗却偏执于与生计无干的文史勘察，满腹地方故事却苦于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文环境。

《庄河记忆》主编团队：（右起）周美华、姜弢、孙德宇

她（他）们将财力、心力和能力汇集一处，在《庄河记忆》（下文称《记忆》）名下，共同为庄河搭建起了一个承载“记忆”的公共平台——它是当下的，承载着现今人们对往昔的追念；也是历史性的，将可见可闻可以追寻的点滴信息转化为寻根的资源。根壮才能叶茂。有志人在先，方志才有灵魂。多年来，一方水土养育的志人共同积聚善缘，决心协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庄河虽不是古城、名城，但对她不算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依然珍爱有加……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投下了我们对生活的全部瞩望和努力，那种温情，仅用日子改善的标尺衡量不出，也断难替代。我们不会只因拥有一幢房子、一部车子而遮蔽了生存的全部，我们从未停止思考，有话要与人说，而一个合适的平台，是大家所共需的。（No.1，创刊寄语）

众人万千，说什么话？

说庄河人的心里话，将费孝通主倡的“文化自觉”用于生养自己的土地，“做这个刊物，给庄河攒点家底。从这里开始，刻意明明白白说出一个庄河”。为地方代言，是书写一切方志性文献的基本原则；因此，“本土原创”在《记忆》中成为一个主体栏目。最初，它的用意不在历史在文学，就如主编周美华的初衷，企图以文托梦，借助文学想象让心绪离乡远行。几年下来，《记忆》为庄河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但凡在“庄河”名下出场的文字，根性外露，不管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札记和随笔，无一不携带着脚下泥土的气息，“于故人亲里间拿捏出独特的形象”（No.22）。这些贴近大地的笔触，或抒情抒怀，或写实纪实，将心绪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幅幅有温度也有深度的地方画卷，共同为庄河创造精神财富。

文化记忆，地方之魂

世间万象，从哪里说起？

在辽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庄河可说是一个富庶之地，山清水秀，海产山货地道而丰富；它的乏，不在物产，只在可以传承的“文化记忆”。

任何地方，没有可以传承的文化手段，记忆就像碎片，托不住一地灵魂——于此，《记忆》的主创团队深有感触：“我们已经多次遭遇到一种尴尬：明明只是百十年甚至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但却每每有遍寻无着的困境。缘何？无记载。”（No.14）

附着主流文化清点家底，《记忆》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清点庄河地面上的古迹和历史遗存，一是盘点可见文献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刊物因此有两个重点栏目“稽古察今”和“人文回眸”。精心制作的封底图片和文字，让我们看到北吴屯考古遗址，可知6500年前人类活动已从中原延伸到此地；大荒地石棚和白店子石棚，可见青铜时代部落首领的墓葬遗存；当地称“高丽茔”的粉房前石棚，与古代日本和朝鲜的墓葬形制是相通的，可想民族间文化交融之历史渊源由来已久……辽宁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俊勇教授在《记忆》上发表考古散记，从学术角度为辽东地区早期人类活动提供可信的证言。继之而来的，是发掘这片土地上可歌可泣或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主创人不厌细琐，查询文献，实地求证，翻箱倒柜，倾摊出盘，让我们认识了一些存活在庄河人记忆中的英雄人物：清末抗击外敌的英烈李秉衡（1830-1900），清廉刚直，多被误解被诬陷，其真实身世和晚年岁月在这里被重笔彰显；人称“东北刘胡兰”的史春英（1925-1946）1946年在游击战中牺牲，葬身庄河，至今被人追念；共产党人吕其恩（1911-1979）1945年7月27日率东北海上先遣队从故乡打开缺口，庄河因此最早获得解放，成为中共抢占东北的桥头堡。文化人的队列中，除了当地人熟悉的满族名士舒穆禄·多隆阿（1794-1853）、善画墨竹的僧人喜禅（1881-1953），这里也有丹麦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位女传教士聂乐信（1871-1960）的故事：1896年她在大孤山传教，1930年代她在当地创办崇正女校并最终入籍中国……通过《记忆》我们知道：庄河是华裔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的故乡，也曾留下了胡风（1946年）、田汉（1960年）等文化名人的足迹。这里没有发生骇世惊人扭转乾坤的历史事件，却对近代以来重大的时代变迁做出了自己的反应：甲午战争主战场就在庄河境内，这里因此抛洒了抗击日军的第一滴鲜血（1894年，No.11）；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庄河人自发组织的大刀会成为辽南抗日义勇军中一支劲旅（1932年，No.5）；抗美援朝战争中，庄河派出大批民工直接赴朝支前，也曾在本土抗击美军细菌战（1951年，No.21）……如此种种，《记忆》“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文物修补匠，把散落在庄河大地上的历史碎片一片片捡起来，又按原貌把它粘接起来”，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也保存了庄河的根脉（杨水宽，No.5）。远走他乡的庄河人因此汗颜，原以为“庄河土，没文化”，没想到它“有如此多且内涵丰富的故事”（宋清海，No.5）。《记忆》六年有余，像无声的召唤，唤回远行的游子还乡的意念；也像一块无形的吸铁石，吸引来了新生代的晚辈后生，自愿加入了录志的行列。新进志人张传筠，对文史痴迷如醉，将职业之外的全部业余用于稽古考察，寻历史遗迹，访庄河世家，于百年寂寥的字里行间挖出众多生在庄河的清朝拔貢生，为丰富庄河人的“集体记忆”前赴后继。

生民文化，文脉之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用在周美华这里十分贴切。她说：学生时代，从课堂和课本上学习的历史，感觉很“隔”，与自己的生活无大关系。如今，走出课本，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寻找，庄河的历史依旧陌生而遥远，只在文献的边角缝隙中偶然浮现，与“生生不息”的大地似乎不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可见，历史的书写，不能全然仰仗学者和官府的记录，历史的记忆未必都能完好无缺地保存在档案文献之中。有生民活动的地方，就一定有它自在的存亡传续。做《记忆》就是做身边的历史，“要把庄河的河海文化、山水文化以及我们先祖们的原生状态、自然形态做一个系统的整理，系统的记录”，为认知和体恤自己的生养之地开通渠道（周美华，No.2）。

自2012年初创刊至今，《记忆》所有开篇栏目都是“人文回眸”——回眸，是定向，在激越前行的现代化潮流中毅然转身，在前人一路艰辛的足迹中守住了倔强不屈的处世姿态：“死犟”（No.2），不圆通，不妥协，像庄河人的集体性格，淳朴而率真。驻足回望，“静心去品咂土地的性格与土地的心情，是种必须”（No.12）。《记忆》强调的“文化性”，不同于娱乐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也有别于日新月异的时尚，旨在根植本土的精神层面上把握民心走向。无论世事喧嚣或寂寥，主笔姜弢相信，“总有另一种潜流在汨汨流淌”，不见经传却别有力量（No.7）；越是偏居一隅寂寥无言，越是值得追寻值得“记忆”值得传承。同历代文人的精神指向是一致的，它承载着绵续不绝的文脉，将生生不息的“生民文化”进行到底。

主笔 姜弢

何为生民文化？

生民，是我在地方基层做人类学考察时逐步领悟出的一个新概念。不同于“民生”【孙中山】[1]，它不是一个政治词汇，没有居高临下的权力视角；也不同于“常民”【柳田国男】[2]，并不隐含等级身份。它的主体是“民众”，基质是“生存”，标的始终如一：传宗接代，生生不息。与权力主导的主流文化不同，生民文化的所谓文化性，不在经院不在殿堂，也不在主流话语的高调门里；它通常是低调的，甚至是无言的；自谦，收敛，与生活同步，与乡土关联，顽强地存活在百姓辛勤劳作的日常生活之中，借助一方水土不断地演绎出从未谢幕的人情世故——姜弢看它是别样“文脉”，是家乡人的精神生活之根。在“何处不乡愁”名下他说：“站在时间的河流里举目四望，无处不有着一些感怀的伤痛的碎片飘荡，你没法认定哪一片是重要的，哪一片是不重要的，只因为，那都是些寻找归家路的灵魂。”眷念故土，不弃家乡，并非那个“乡”给了你多少好、多少温馨回忆，只不过就是——你正是那么活过来的（No.9）。因此他自信：只要“尊重每一种活着的感受，体味每一个令人萦怀的细节”，就能把握住生民文化的根脉，为《记忆》找到不绝的生命之源。

姜弢手绘庄河老街利泉涌酿酒图

坚守民间立场，突出生民文化，《庄河记忆》中有两个栏目不同寻常：“岁月口述”和“民间拾萃”——前者以人为主体，站在史学高度，将有迹可循的生命故事与宏观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个人”在芸芸众生中自我呈现，展示出了一统天下的万千气象。后者的主体是器物即所谓“老物件”，如火盆（No.3）、风匣（No.1）、线笸箩（No.4）、纺车（No.7）、靰鞡（No.2）、帽盒（No.6）、瓷枕（No.9），还有播种器（点葫芦头，No.5）和犁杖（No.17）一类生产工具，来自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劳作。如今它们多半已被丢弃不用，“但我们至少应该记住，曾经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寄托在皮影、鼓书等等民间艺术上的情感，而靰鞡、风匣都曾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能离的物件。它们上面铭刻着前人的智慧，带有悠长的生活气味，也饱含文化的艺术的元素，会在人心里撑起满满的冲动。”（No.1）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与“风土人情”互相支撑互为印证，让即将消失的“记忆”凝结在“活着”的物证中。为此，刊物特设“摄影游记”和“图片叙事”，让亲情在山水中现身，让民俗在影像中说话——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庄河美丽的自然风光、残存的古街、古建筑和古老的作坊，如老油坊（No.6）、采石场（No.17）……也看到了诸如赶海（No.10）、织网（No.22）、柳编（No.23）、缫丝（No.24）、上梁（No.7）、钉马掌（No.12）等等旧时的生产活动。老物件承载着旧日的生活，无言地展示着尚未远去的岁月。与老物件共生的老年人，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地方传说和自己的人生。从民间立场出发，普通人的亲历与帝王将相的生命是等价的，平民口述的价值不同却不亚于文献记载，因为它们“更接近心灵的真实”（No.11），是审美的，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在岁月的长河中，叙说人生的悲欢离合是每一个亲历者的特权，个人故事里“除了命途、走向、烙印等等，还有特定年代里的色彩”（No.10）。它们应和着主旋律的节拍却未必同一格调，以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求证历史的真相，各有千秋，不容僭越。

《庄河记忆》编委收集的老物件

民间精神，自我求证

什么是历史的真相？

传统史学以帝王为主体，以宏大叙事为主线，强调的是“事件”的客观性。但是换一个角度，从普通人的民间视角看历史，那些重大事件和英雄伟业都会退而成为背景，每一个人的亲历和感受都可以成为历史证言——历史的真相因此直指人的精神领域，在不同的人生遭际中看到不同维度的价值判断。《记忆》揭示的历史，根在民间。在心灵层面上，它有普世性的精神追求，向往“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而面对现实世界，在近代中国在庄河的土地上，“我们每每看到的是匍匐于地的姿态，也有诗意，但很沉重”（姜弢，No.14）。1958年“跃进”的折腾（贵立义，No.21）换来1959年的“荒年杂记”（孙广森，No.12），还有那一批被迫到北大荒讨生活的庄河人（No.19）……无疑，他们的遭遇都是历史性的，都有被解读的历史价值。文化学者周立民说得好：“庄河文化不属于那种典型文化，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文化。”同理，庄河的历史少见史册，不等于庄河没有历史。人在远方，乡音已改，不改的是怀乡情结和“还乡”的信念。正是因为出走，长年浸润在主流文化的体制规程中，他才会坚信：重要的问题不在历史和文化本身，只在认识历史文化的方式：“我们不能再用那种原始的方法延续，必须要有另外的方式把它变成文献，变成典籍，同样能让我们一千年、两千年后的子孙能够解读。”（周立民，No.14）《记忆》之有所建树，就在创新方志的记录方式。“记忆”名下逐渐壮大起来的团队，聚合了一批有历史感的志人。他们走出文本寻访大地，发掘古迹，编印碑拓，汇集近代当地文人的绘画书法编辑成册，催生出版当下中学生“记忆”文集；同时，他们广泛征集家谱，逐一撰文推介；追踪有故事的老人做口述访谈，在多民族的文化氛围中考据方言，重塑方志。

《庄河记忆》编委整理的碑拓

重塑方志，《记忆》是从“正名”开始的。庄河的历史河道难以疏通，首要问题是“名”的混乱。关外边地，常常是多民族交汇共生，地名之杂乱，不仅与民族混居和多民族语言的交流有关，也与中央政权的盛衰集散呈负相关性。比如“庄河”这个地名，究竟由何而来，村落与河川纠结盘缠，至今莫衷一是；又如凤窝堡这个小山屯，内方外圆，八面受风，在百年时事变迁中三易其名（林辉英，No.7）。这里的山名、河名、村名、道路，甚至植物、动物的名称，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口中有不同的称谓，直接影响了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因此在这里，“正名”成为一件要事，地方志的整理不得不从“名”的梳理做起。此“名”不同于文献中的命名，它是有声音的。“谐音”（语言变异）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诙谐而和谐”地串联在一起，成为当地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史上庄河，集权之力看弱，儒家名分不顺，信风水、算卦、拜佛等民间活动十分昌盛（No.11），民间组织如各种帮会一时活跃（No.9）。“但凡生命力旺盛的事物，其根须必定是发达而深植的”（姜弢，No10），其根脉就扎在生生不息的生民之中。毫无疑问，像庄河这样的边僻之地，倘若没有以“生存”为本的生民文化，庄河人的“记忆”就没有依托，无根可寻。生民文化的遗存可见各种维系生存的老物件，其精髓却并不是衣食住行本身，而是一方水土之上的主人即风土人情的引领者：大家族——方志中，可与正史中帝王将相比肩的，是地方望族和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员和文化名人。因此，搜寻家族历史日渐成为《记忆》的重头戏，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另辟蹊径；大家族的庄园遗址和家谱族谱由此更加弥足珍贵，成为可说可见可以追寻的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征集有赖于地方“志人”的自觉投入。庄河的幸运，就在它有像录志主笔孙德宇这样的志人。德宇的本职工作在联通，业余时间几乎全部奉献给“记忆”。他的足迹遍布庄河的山川大地，他的成就体现在丰富的文字记录里，他的成长就在日见成材的方志森林中。在他眼里，庄河山水无不故事，人情世故都有来历；几年来，追踪家史，征集族谱，成为他日夜牵挂的头等大事。在庄河这样的边僻之地，大家族的影响力通常远在官府能力之上，“一地的望族，往往成为这一区域文化形态的表征”。比如一面山的王氏家族（武术世家，No.24）、红崖子街的刘氏一族（科举传人，No.21），以家族德行自立于山林。又如盛传在步云山的“九如”故事，承载着闯关东的李氏后代自强不息的家族品格和文化底蕴，“宏阔且深厚，从农耕起家转而趋向耕读，累积了十数代人的一个梦想，源自“先祖从新移民到做主人的进取精神”（No.15）。不同于彪炳史册的英雄豪杰，这里所谓“精神”无关殿堂，直向民间，即自强不息的民间精神。

《庄河记忆》刊发德宇整理文章

何谓民间精神？

总在文本中看到“民间精神”这个字眼，却少见有人认真阐述它的具体内容。《记忆》以身说法，准确而全面地展示了它的内核：自我求证，自在自由。发刊六年多来，这份在夹缝中茁壮生长的民间刊物，通过不同形式展现民间精神特有的精髓：草根性、自发性、多样性。说到底，民间精神即草根精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与主流与庙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它在根性上追寻阳光，却在阳光不到之地仍然能够顽强地生长。《记忆》创刊不久，即以“民间精神”（No.3）为题主办了一个乡镇专刊“青堆子专题”。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青堆子是庄河的经济、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青堆子是一个关乎精神归属和心灵家园的文化符号”。庄河女儿孙惠芬生于青堆子，离乡出走之后，她以故乡为名用写作的方式在精神上还乡，不仅成为《记忆》有力的支持者，也是“记忆”最忠实的承载者。无论她身在何方走出多远，萦绕在怀的，“总是那些厮守家园的青堆人，默默而执拗地坚守着他们至珍至重的文化形态，虽寂寂无名亦终生不悔”。

他们以纯民间的、毫无功利的姿态，共同撑持起一片天空，而这天空下便是青堆子的异彩纷呈、每阅弥新……我们只能将一种纷繁的形态笼统概括为民间精神，而这种民间精神的不死不灭，才是一地兴盛的永恒灵魂。（姜弢，No.3）

因了这种精神，《记忆》有根性，也有滋养枝叶繁茂的土壤，可以一直“就这么走下去”。它知道，这条路“未必通天，但一定会寻获一个水草丰美的好去处”（No.6）。它坦言，这种执拗的精神追求并非来自高尚情怀，而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里摸爬滚打之后感受到的一种缺失”。借用一位本土作者的比喻，“我们所有人可能都是候鸟，为着各种各样寻觅家园的理由，一生往复翻飞，从生到死……所有的折腾，都为着灵魂的从容安放”（No.25）。就像庄稼的生长需要充足的养分，一个人的人生——无论其身份地位民族种族——不仅需要阅历和远行，也需要根植大地的底气与安然。它相信，只要脚下的土地安然无恙，《记忆》就会如那些庄稼一样，携带着浓厚的“土气”一茬一茬地生长和成熟，给人温饱，也给人慰藉（No.4）。因了这种执拗这份坚守，世人看到也能感到：天下一统而不乏，人心思远而不虚空。精神家园也是有根性意识的，只能在身份认同的文化沃土中建构起来。

已出版的《庄河记忆》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界定：“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2]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提出“常民”概念，把普通农民称为“常民”，主张民俗学是研究常民历史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