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五岁那年的中秋，父亲与后来的公公在一起赏月，几个人看似随口的玩笑话就给两家的孩子订了亲。到了第二年的秋天，母亲和几个婶母开始悄悄筹划给她缠脚的事，农历八月二十四据说是小脚娘娘的生日，这一天便成了五六岁女孩子的受刑日，很多女孩子会在这一天被父母威逼着打骂着用一条白布硬生生勒断了骨头勒伤了筋，从此成为一种所谓袅袅娜娜的残疾人。

明珍的反抗是异常激烈的，哭声动天，彻夜不绝。据她自己说，她的父亲当时曾说那是他一生听过的最惨烈的哭声。

头天晚上几个婶婶按着她一层层缠紧了，第二天晚上血肉模糊地解开来重新缠得更紧一些，新痛旧痛层层叠加，一般的孩子几天过后只能屈服，而明珍的抗争却越来越烈。到了第三天的晚上，父亲受不了了，他说：“不要缠了，她已经订亲，亲家的女儿都上新学，都不缠脚，没有人会嫌弃她。”

明珍说，她从此感激了公公一辈子，也从此对上学羡慕了一辈子。

即便只缠了三天，明珍的脚也略有些变形，她后来穿32码的鞋，这样小的成人鞋在当地是买不到的，她所有的鞋都由她的女儿们从京城的商店里买给她。

这次抗争的胜利，不只解救了明珍，她之后的两个胞妹都被免去了缠足的刑罚，其中最小的妹妹后来还上了学，参加了八路军。

白家住在县城的东门外，隔了一道城门，便也算是郊区了，与城里还是有一些差别。虽然生在了进士之家，明珍在娘家的时候并没有人教她读书识字。

白家对女人和孩子的管束是严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最基本的规矩。家里雇了很多长工，农忙时还要请短工，注意，用的是“请”字。白家每天两顿饭，每顿饭都要开三次席，第一拨吃饭的是长工和短工们，他们是“受苦人”，吃的要早，吃的要好。第二拨是家里的男人们，他们是家里的栋梁，要出去赚钱和交游。第三拨才是女人和孩子们，他们都是窝在家里吃闲饭的人，所以要排在最后。

后来土改时白家已经败落，但还是有人指着门头那块牌匾硬要给白家定一个“高”成份。村里有好事者组织了批斗会，一个在白家干了十几年活儿的老长工站起来说：“老白家待受苦人真是不错，吃饭从来都是第一拨，新打下来的麦子蒸出了第一笼白馍馍从来都是受苦人先尝。”一句话把批斗会改成了表扬会，主持人只好匆匆散了场，白家也就只定了一个中农成份。

在这样一个忠厚持家中规中距的大家庭里，除了跟着母亲和婶母学做女红，明珍的童年是单调的，尤其在七八岁之后，迈出那两扇黑色大门的机会也并不多。

家里的银铺明珍只在很小的时候随父亲去过一次，只记得店铺的伙计穿戴很齐整，甚至比家里的几个叔父还要讲究些，细缎的长袍，盘花的马褂，银纽扣银帽花亮晃晃的，大襟上还别着一些漂亮的小玩意儿。店铺后面是加工作坊，几个银匠正在各自的操作案前忙活着，有使锉子的，有使焊枪的，小坩埚里正在熔化着已经看不出模样的银器，焊枪喷出的蓝色火苗很是刺眼。几个叔父老了以后眼睛都坏了，老人们说开银铺的都这样，化银子的焊枪很伤眼睛。

叔父们常常把一些做工精致款式别致的美丽首饰带回家来，说是顾客拿来的老银器要改时新式样，他们看着心疼不想毁了再打，便用自家的银子兑足了分量换了回来，分送给家里的女孩子们。明珍就这样一点点积攒了几包漂亮首饰，出嫁的时候随嫁妆一起带到了婆家。

晚年的明珍回忆童年旧事时常笑着说：“银匠连亲生父母都要哄。”银匠掺假是行内公开的秘密，所以首饰还是越老越好。一般人要打首饰，因为贵重，也会站在银匠的身边亲眼看着，说是看稀罕，其实是怕自己的金银宝贝离开了自己的眼，但银匠的本事就是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偷手，外行人守着累着当监工也是白守白累，就像戏院里的观众眼皮一下不眨地盯着台上的人变戏法儿，都是白盯。

但人们还是离不开银匠，因为喜新厌旧是人的本能，人们总是要把家传的漂亮的精致的古雅的首饰送到银铺，亲眼看着戴惯了使惯了的宝贝在银匠的手里脱胎换骨，变成眼下流行的亮湛湛的新花样。

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真金白银的分量也流失了岁月沉积的古朴，而人们却满心欢喜地捧着一份崭新的爱悦回家了。

明珍经常告诫她的子孙，金银器物如果只是用来赏玩，就不要在乎它的含量，太在乎就不要瞎折腾，因为想要得到，必定会有失去。

二

过门的时候，明珍只有十四岁，没有下过厨，没有见过什么生人，连层层叠叠的嫁衣都穿不了，是母亲帮着她把讲究繁多的里衣、罩衣、内裙、外裙一件件穿戴齐整。

迎娶她的大红琉璃八抬大轿很是气派，多年以后，明珍盘着腿坐在炕头，头顶亮着一盏25瓦的电灯泡，绿色的碗状灯罩把光线聚笼在她的脸上，趴在膝上的长孙女仰着一张好奇的小脸，听明珍讲述那一天的情景。她的眼睛似乎穿过了糊着麻纸的花格窗，漫游在遥远的时空里，一点淡淡的笑容缓缓地绽开在橙色的温暖的脸上，如同一朵完全绽放了的菊花。

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最宁静最祥和的脸，那样的时光是我一生最安逸最满足的享受。

明珍跟着婆婆去拜神主，也就是供着祖先牌位的祠堂。婆婆的公公辞官还乡后买了现在居住的院子，王家这一支便从山上的祖宅里搬了出来。拜神主就要回祖宅，那是一座三进门的大院，当时人们称王家“前厅后园转角楼”，是整个县城最气派的建筑。祠堂设在最里面一排窑洞的二楼上，木质的窄窄的楼梯，年代已经久远，一脚踩上去，顿时发出吱吱呀呀地响声。明珍胆子很小，那些牌位和画像，没有丝毫的生命气息，却又似乎潜藏着过往生命的神秘和诡异。她心里装满了对这些与现实人生无关却又似乎能左右现实人生的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惧。因为紧张，她顾不得拽紧拖地的长裙，然后，她踩住了自己的裙子，啪地摔倒在那古老的楼梯上。

一座阴森森的阁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还伴随着女孩子的一声尖叫，听故事的我顿时感觉后背吹来一股冷飕飕的风。

这之后，除了逢年过节全族人集体拜祭，明珍再也没去过祠堂，而且一生怕进祠堂怕进庙宇。

王家的新宅是由一条长廊连接着的上下两个院子，上院住着一位大伯母，这位伯母的娘家父亲早年官迁广东，只留她一人在这个北方小城，她父亲托付了人每个月都会准时送来五十两银子，说是给女儿梳头用。大伯母有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她雇有专门的梳头丫鬟，每天都给她梳好看的发髻。明珍过门的时候，大伯父已经去世，大伯母唯一的女儿子规嫁给了当时的名士惠又光，寡居在家的大伯母从不出门，也不跟妯娌们往来，她每天早早起床，梳洗打扮得光鲜亮丽，然后便坐在窗下的红木圈椅上，手捧着一本书，闲闲地翻着，大门外有小货郎吆喝叫卖时，便支使丫鬟出去看看，有时会在货郎的担子里翻捡出几册明清的闺阁小说，小丫鬟也不讲价，赶紧买回来给大伯母解闷。

明珍和长她两岁的堂姐一有空就去陪大伯母，看她梳头，听她讲书中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带一册回自己屋里跟正在上学的姐姐妹妹一起翻看，时间长了，居然也识了些字。

同样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婆婆的性情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年四季里，除了过节，新衣服是不上身的，总穿着半新不旧的衣裙，首饰也只是一两件常用的，屋里也没有雇丫鬟仆妇，做饭洒扫都是亲自动手。那时几个伯父已经先后去世，公公是一家之主，自己开着药房，还管着城里的铺产和乡下的田地。婆婆对自己非常节俭，对旁人却出奇的大方，换季时家里会给每个人置办两套新衣，婆婆自己从来只留一套，另外一套会瞒着公公送给合适的人穿，有时是上门的穷亲戚，有时是带着儿女到大门口乞讨的女人。到了秋天，乡下的农民会赶着牲口来交租，婆婆一边收验，一边当场亲手把新粮一簸箕一簸箕地分给穷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婆婆的慷慨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婆婆对儿媳像对女儿一样，教明珍穿衣戴花，还送她四只楠木衣箱。

四只箱子一样的大小，一样的黄铜铆钉包角，一样的描金榴花图案，只是箱子的正面各写着一个隶字，分别是春、夏、秋、冬四个字，明珍以为是用来分开盛放一年四季的衣服，她随手打开写着“冬”字的箱子，全是皮衣，皮袍子皮褂子皮斗篷，毛茸茸的。又试着打开写着“夏”字的，最上面一件衣服闪着银色的柔光，她把衣服抖开来，原来是条半裙，摸起来柔柔的，提在手上也没什么分量，她说不出是什么料子，婆婆在一旁解释，这是银鼠皮的裙子。原来春夏秋冬四只箱子里全是不同季节穿用的皮货。

这四箱皮衣，后来被土匪带走了。土匪来的时候，全家人都逃到了乡下，据留守的佣人说，土匪找不到金银细软，就把箱子踢翻在地，骂道：金皮银皮屁都没有，就知道穿个皮货！

婆婆也教她识字，空闲时会向儿媳们讲解《山海经》和《列女传》里的故事。

婆婆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也是她心中的楷模。

后来她常常对我宣称“我像我婆婆”，神情颇为得意，不禁让我对那位无缘相见的曾祖母心向往之。

常和明珍作伴的堂姐在这一辈的女孩中排老二，乳名叫青鸾，身材修长，眉眼开朗，颇有些男儿气，因儿时定亲的女婿得了热病死了，便有人说她命硬，一直再没人提亲，堂姐自己倒也淡淡的无谓。城里有个姑子庵，庵里的两个姑子常上门来给她讲经，劝她不如吃素，随她们出家清净。家里人看见她与姑子来往有些担心，就让明珍去听听这位姑娘的想法，堂姐知道后笑着说：姑子劝我吃素，还说素食也可以做成鸡鸭鱼肉，味道也很鲜美，即出家还存有饮食享乐的念头，不是自取其辱吗？

明珍便伴着一个整天想着行善学好周济穷人的婆婆一个整天插花戴叶闭门不出的寡居伯母以及一个老大不嫁的堂姐，安安静静度日。

王家的儿女都是读书的，而且对女儿要更宽容一些，这一点与一般的人家不同。明珍心里对姐姐和侄女很是羡慕，公公虽然相貌威严，却能同意女孩子抛头露面上新式学堂，媳妇已为人妻人母，自然不能与女孩儿一样，但是，作为王家的媳妇，明珍仍然感到了最大的宽容。她会悄悄藏在大门后面，偷偷看一眼街上的车水马龙，有时正张望着，远远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是拄着手杖的公公回家了，明珍赶紧跑回屋子。

公公应该也发现了儿媳们的秘密，毕竟，她们也还是个孩子。不久后，县城里来了外地的戏班，明珍听见男人们在饭桌上谈议着某个角儿的唱功还有某个武生一共翻了多少个跟斗，女人的本分让她觉得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可有一天晚饭后，公公咬着长长的烟杆，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地通知大家：“都收拾收拾穿戴好了，今天带你们去看戏。”婆婆正给公公递手帕，明珍在收拾碗筷，几个女人谁都没应声，然后，公公响亮地咳了两声，用强调的语气重复了一遍：“说你们呢，女人家一天在家里磨锅台，没见过世面，今天带你们去看看大地方来的戏班。”

那天恰好演的是《穆桂英挂帅》，明珍一辈子也忘不了。戏文倒在其次，那舞台上的装饰，那旦角的装扮……从小听人们在言语间轻贱戏子，却原来唱戏是这样一种洒脱快畅的人生，却原来大伯母那些货郎担子里的说本故事可以真真切切在眼前活现出来。

三

婚后一年明珍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一个胖胖的圆脸杏眼的女孩儿，公公给孙女取名端云，全家人都把这个女孩当宝贝，光乳名就狗狗马马的喊出去好几个。

十五岁的明珍做了母亲。

而此时，长明珍两岁的丈夫正在赌场混得圆熟。

明珍在娘家时早就听说王家老三好赌，是个败家子。民国乱世，科举废了，入仕的途径堵了，边远小城没什么有趣的事可做，有家世的子弟多闲在家里，不抽不赌的人少。都说王四老爷人厉害，厉害人也改变不了末世子弟的颓废。

老二紫云出生时，家道尚好，公公婆婆喜欢这个模样清秀的女孩，刚一断奶就抱去亲自抚养。

然而时局一天不如一天，一般有钱的人家，子弟刚开始沾染恶习时，总以为自己这样的人家是吃不垮抽不败的，然而世道不太平，官做不得，生意做不得，山寇土匪却一拨一拨地轮着来，几次三番遭洗劫之后，这种没有进项坐吃山空的日子说败也就败了。

明珍从娘家带来的那些首饰，有的被土匪掠走了，有的自己丢了。那时打几天就有“贼来了”的消息，消息有时真有时假，但逃跑却每次都是真的，逃生时明珍只能拉着女儿，大包的首饰便扔在了院子里的石床下，等弄清楚是误传再折回来，土匪没来，首饰照样没了，明珍怀疑是担水的工人拿走了，但当时的她却不敢胡乱揣测。

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家里的人口却日渐兴旺起来，明珍一个接一个地生女儿，到老五出生的时候，已经张罗不起一桌酒菜，虽然还雇着做粗活的人，但是老房子经不起连阴雨，加上一个儿子天天关起门抽洋烟，不时偷卖家中的物件，还有一个混在赌场半月二十见不着人影。

公公婆婆终于下了决心：分家。除铺子和田地属于公产不动外，其它的一律搭成几份，每家一份。好强的长者想用分家的办法保住这个家庭的大梁不垮，也保住自己的颜面。

分家以后，到手的一份钱很快就花完了，丈夫只管每隔三天送三升米回家，就这一项也常常要女儿们去督促，其它都要靠明珍来筹划，她也只好无奈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最艰难的时候，明珍帮人推过碾子，不赚钱，只为赚点米糠夹带着吃饱肚子。平时给人做针钱活毛衣活，几个女儿都伶俐，一件毛衣你织袖子她织身子，一天就可以织好。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晚上肚子饿睡不着，明珍就拿起炕沿的笤帚一人打一笤帚：“快点睡，睡着就不饿了。”

女儿们都睡熟了，明珍把纺车搬到院子里，为了省一点灯油，她坐在院子的石床上追着月光摇着吱吱哑哑的纺车。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这个从小锦衣玉食的女人居然可以靠着一支香头整夜纺线。

明珍靠不分日夜的做工换来了孩子们的吃喝，换来了便宜的白布。为了省钱，她从来不买染布的颜料，而是用煮过黑豆的水来染布，当然这样染出来的颜色黑不黑灰不灰的，但女儿们总算有新棉衣穿了。等到来年春暖，棉衣穿不住了，添衣服的钱还是没有着落，几个女儿就藏在被子里脱下棉衣裤，自己动手取出棉花，只一会儿一件冬衣就改成了两件单衣。冬天来了，两件单衣间再充点棉花就又变成了棉衣，改好衣服就可以去上学，几个女孩子照样很开心。

日子再怎么艰难，明珍的孩子都是要上学的。

她将替人织毛衣换来的一支铅笔一裁三段当奖品分给三个上学的女儿。家里的藏书阁存满了古书，女孩们猫着腰从祖父母窑洞前的楼梯悄悄上了二楼，先偷出一箧箧古书，再用纸刀裁开对折的书页，在里面空白的书纸上练习书写。

女校的老师是共产党，他们让学生挨家挨户动员女孩上学，明珍的女儿们常因为上门劝小伙伴上学而被人家父母赶出门来，甚至被人告到明珍面前。

明珍要求女儿自扫门前雪，完成好自己的学业，然而女大不由娘，几个女儿瞒着她在学校悄悄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偷偷跑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明珍除了照顾老人，抚养幼子女，又开始为几个在前线的女儿女婿带孩子。一次，国民党的军队占用了院子，明珍领着自己的孩子和老三丹云的大女儿在外租房。当时正在八路军部队的丹云因思念女儿而潜回了家乡。白天，丹云和随行的通信员牵一匹四蹄裹了毡子的军马藏在城外茂密的玉米林里，到了深夜，丹云一个人偷偷跑回明珍住的地方，抱着才满周岁的女儿亲了又亲，涕泪交流。天快亮的时候，明珍开始催促了，丹云几次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明珍只得狠着心肠用笤帚硬赶着她走。只有十八九岁的丹云想必当时已肝肠寸断，骨肉割离的痛苦令她忘却了自己正身处险境，明珍的笤帚一下一下落在她的身上，她死掰着门框不肯离去，用指甲在白灰墙壁上抠出了女儿的名字……。很多年后，丹云说起当年的故事，慨然道：如果没有母亲的笤帚把，只怕我早已身首异处。

有一次，明珍被一个士兵带到一个军官的面前，那个军官手里举着一本簿子，冲着明珍扬了几下，问明珍是否知道几个女儿都是共产党，说已经从学校查到她们的入党登记表，明珍回答：“她们是读书人我是家庭妇女我不懂她们的事。”军官说“这个老八这么淡定啊，你的女儿过黄河时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你就等着吧。”

内战期间，清涧城在国共两军的拉锯战中几经战火，最后一次攻城战打了几天几夜，双方伤亡巨大。

战争结束后的某一天清晨，明珍出门路过自家场院，听见牲口饲料棚里好像有人在呻吟，她大着胆子进去一看，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国军小兵，腿上中了弹，伤口血肉模糊的，很渗人。那孩子把自己藏在干草堆里，看见只有明珍一个，挣扎着爬过来拽着明珍的衣服，嘴里喊着：“干妈，救救我！”

明珍回家取了干净的水和食物，为他清洗伤口，让他吃东西。过了两天，小兵的烧退了，明珍找到女儿的战友，一个负责接管俘虏的中共军官，看着他们用担架抬走了小兵，说送卫生所治疗。临走，小兵从担架上滚下来，给明珍磕了几个头。明珍说，她当时就哭了，小小年纪的孩子，太可怜了。

我问她共产党的部队和国民党的部队哪个好，明珍明显跟女儿们站在一起：“当然是共产党好。”然后再接一句：“没人赌博抽洋烟了。”

不过，也是从她的回忆中，我第一次知道其实国民党部队也是纪律严明，并不为难百姓。

那些日子，共产党的部队一茬一茬从小城经过，经常有人捎来女儿们的消息。

仗终于打完了，丈夫回了家参加了工作，日子太平了。

小城的人们都感叹明珍有远见让女儿们都读了书有了出息当了大官，邮局的投递员一见明珍就满脸堆笑，老太太是县城包裹和汇款最多的人。

按说明珍的后半生是幸福的，如果没有十年文革。

文革期间，因为王家的地主成份，明珍连参加居委会居民大会的资格都没有，出门常有人指指戳戳。有一次全家人去电影院看一部纪录片，好像是关于北京地下城的，原来北京地下修建了那么大规模的防空工事，小县城的人都被震撼了。电影散场时，一个邻居在拥挤的人流中发现了这一家人，那个人愤愤不平地嚷道：“这个电影就不能让地富反坏右看，万一他们到北京搞破坏怎么办？！”一家人顿时惶恐不已，无处藏身，只有明珍稳稳当当地说：“你们才看了个电影，北京的地下城我早几年就去参观过了。”

为防万一，明珍一直保存着两块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敲锣打鼓送上门的“革命军属”牌子。

然而，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最小的女儿若云因为成份的问题受到刺激而疯癫，成为一家人的噩梦，最受折磨的自然是母亲明珍。

我的记忆中，明珍是最喜欢孩子读书的，我读书的时候，再晚她也会陪在身边，有时抬起头看到她盘着腿端端正正坐在灯下，眼睛似乎看着远处，常常会猜她在想什么。有时我会主动念一段参考消息给她听或者给她讲天方夜谭里的故事，明珍听得很仔细，她似乎把所有书里的故事都当成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漏掉或讲错的内容也总被她纠正。

她去世这么多年了，我想起她时，眼前出现最多的画面就是每晚看书的情景，耳边回响最多的话就是：“还看不看书了？不看我就关灯了。”

我看着她捻了放在她枕边的黑色小开关，然后，屋内一片漆黑。我听着她躺下后又转过身给我拉拉被子。

她是我一生最敬爱的人，我的祖母。

我家上下院之间有一条通道，因为是有顶的，也可以称之为“廊”。文革开始后上院被改造归了公，这条通道也就封了，下院的一半被明珍改造成了厨房。明珍做了一辈子饭，给公公婆婆给儿女给孙子，用她的话就是“我是你们王家的亡国奴”。

她的小炉子一天不熄火，用烧过煤后残余的兰炭压着，只要哪个喊肚子饿，明珍提起一个细的火箸在炉心捅两下，红红的火苗便窜了起来。

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好多人家揭不开锅的日子，明珍也会给一家人调剂着花样吃。

因为她的纵容，我们都是偏食挑食的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嗜好，被我的外祖母指责为“七样馅子八样蘸汁”。

我那时多病，经常吃病号饭，最喜欢的是鸡蛋西红柿拌疙瘩，这似乎是专门用来治愈感冒之类小毛病的一种汤，明珍在汤里调一小勺炸了杂末和辣子的麻油，热腾腾的一股香味直冲鼻腔，一般来说，一大碗疙瘩汤喝下去，必定要出一身的汗，再蒙了被子睡一觉，伤风感冒肯定会好。

现在提起她，谁都会想起她的美食，甚至她每年腌的咸菜也是特别的香脆，当时的亲戚邻居人人夸赞，以致我一直排斥超市和饭店的咸菜。

晚年的明珍常常梦见我的高祖父母。1958年大跃进时，县里修建蚕种场，我家的祖坟被迫搬迁，人们拆毁了地面的祠堂，挖掘了地下的墓室，祖宗们的墓室是豪华的，外椁由巨大的石头制造，石头表面刷了厚厚的黑色的生漆，油黑发亮。打开内棺，祖宗的顶戴花翎依然鲜亮，据说先跳进墓室的坟工都发了财。

明珍当时是在场的，所以就总梦见依然顶戴花翎的高祖父母。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懂得给她解梦，说她想听的话给她听，告诉她祖宗都是积德行善公正无私的人，到了阴间自然还是做他的官，不会受罪的，托个梦是让子孙放心。

四

明珍生了七个女儿，她感激公公婆婆对几个孙女像孙子一样对待，我听到她对丈夫唯一满意的话就是从没有因为她迟迟生不出儿子而刻薄她。

明珍自然非常重视唯一的儿子，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她似乎骨子里看女孩子要更重一些，她对于唯一的男性继承人我的弟弟的忽视，常让我的母亲不能释怀。

她对于钱财的轻慢态度，让节俭的儿媳妇经常在背后说她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明珍偶尔听到会当面驳斥儿媳：不会过日子八个孩子都没饿死，都供了书都成了家。

晚年，某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晚，要睡觉的时候，明珍突然翻箱倒柜找出她存的一些旧东西，有些是那些睡不着的夜晚和孙女说古今时已经翻出来展示过的，有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每一件都有自己的故事，明珍一边讲着，一边随随便便把东西摊开在炕上，轻描淡写地说：“你挑吧，你大，先由你挑。”我那时根本就没想起孔融让梨的故事，立马兴致勃勃地研究选择。挑完以后，她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从炕沿站起身来，噔噔噔地走到门口的半圆桌前，把手探进坐式穿衣镜旁边的敞口大花瓶里，摸了半天没摸着什么，还是干脆把花瓶抱了过来，底朝天地倒在刚刚收拾干净的炕上，从一些零零碎碎的钮扣顶针中间，扒拉出一枚亮晶晶的东西，原来还是一枚顶针，只是接口处有些花纹，与一般的看起来略有不同，明珍用拇指和中指捏着那小玩意，告诉我说：“这个也给你，我哪天死了，你妈会当破烂扔了的，这可不是黄铜的。”那天夜晚，她给我一个装过宝塔牌驱虫糖的纸质大圆桶，是祖父从药房带回来的，我把所有已经属于我的宝贝都安放在桶里，从此我就有了自己的秘密了。

以后，我弟弟因为几次搬家把属于自己的一份弄丢了，其中一些是比较值钱的，像如玛瑙鼻烟壶之类，当时我们在意的并不是它们的价值，现在想起来也只是可惜。有时去逛古玩市场，老想看能不能找到自己曾在家里见过的宝贝，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想找一件相仿的都不可能了。

有次我说弟弟就是个弄子，祖宗的东西都丢在他手上了，我母亲一向袒护自己唯一的儿子，她马上接到：“你们王家哪个不是？你现在有什么？”

母亲自己也受王家熏染，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姊弟离开家以后，母亲为了赶时髦在家摆一套所谓的组合家具，就把原来的硬木家具拆的拆劈的劈送人的送人，等我们再回到家里，窑洞里亮堂了许多，却再找不到明珍经营的家的感觉了。

有次跟一位领导闲谈，他说想搞一个医药方面的博物馆，希望我能找几件家传的老药柜，我便跟母亲询问堆杂物的房子里那些落满灰尘的红木药柜，母亲说送了人的东西能要回来吗？

我想明珍若还在，她也并不介意这些，在她看来那不过都是“死宝”，如果能帮人度过眼前的难关，才是真正物有所值了。

但有件事她很较真，像她那样的年龄，一般的人早已经不在乎了。

明珍的相貌在我看来自然是极美丽的，这不仅因为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她始终是我最爱的人，即使在她离开我之后，我重新翻检自己的记忆或者端详那些照片之时，我仍然要坚定地说：她是一个美人儿。

但是，在明珍生活的年代里，这样的美却是另类的，她的深目隆眉，她的高鼻凸唇，令她为自己的外貌自卑。

在一个大暑天的晌午，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走进我家院子，说是刚赶了集市，走累了也渴了，想要歇歇，讨杯水喝，女人就在院子西南角的一盘大石磨上坐了下来，这石磨冬天里用来磨豆腐，夏天时会晾晒点辣椒豆角什么的，也可以坐着乘凉。我母亲回屋里倒了一搪瓷缸开水出去递给女人，女人放开小孩腾出双手接了，仰起头向母亲致了谢。母亲一愣，这女人一张丝瓜脸长且深凹着，似乎被一只大手拧了一把，两只眼睛小且斜着，像被手指头使劲摁了一下，鼻梁塌陷，还长了龅牙，脸上的零件好像都不对劲。我母亲赶紧转了身回到明珍屋里，一进屋就捂着嘴止不住地笑出了声，一边对明珍说：“妈呀我还真没见过这么丑的人 ！”

明珍吓了一跳，赶紧摆手让媳妇小声。果然，外面的女人已经听到了，令人吃惊的是她居然放声大哭起来，而且一边哭一边用手拍打着自己的大腿：“这么丑你为什么不好好呆在自己家里？！这么丑谁让你出来丢人现眼？！”哭声夹带着说辞一轮过去又一轮，没完没了。屋里的婆媳二人不敢出声，又不好出去，母亲闯了祸自然不敢再露面了，明珍听不下去，待哭声稍有松懈便硬着头皮掀开帘子出来，她坐在石磨一边，用手拍着女人的后背，安慰着她，也替儿媳辩解着：“她不是说你，是跟我拉一个亲戚呢。”女人疑疑惑惑抬起了头，看了明珍一眼，这一看顿时便止住了哭声，她抬起一只手把脸上的鼻涕眼泪一抹一把擦在衣襟上，腾一下站起了身，整了整衣服，头一扬，侧对着明珍，声音清亮地说：“哭什么呢，这世上还有比我丑的人呢！”然后一把拉上女儿头也不回地出了院门。

明珍坐在石磨上回不过神来。媳妇出来劝：“妈，你不要听她瞎说，那人长成那样好像不太正常，可能有病。”半天过去了，只听明珍长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我儿女孙子一大堆，我还准备出嫁一回？我怕她说我丑？”然后噔地跳下石磨，噔噔噔地回自己屋里了。

但她心里真计较这件事，搁了两天就悄悄问我：“你看奶奶比那天那个女人还丑？”

哎呀，我一把抱住她的腰，把头蹭在她腔子上：“您是天仙，她嫉妒您！”

她曾在京城居住了一段日子，六十年代初曾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观看国庆焰火，那是普通人不敢企望的礼遇，然而有保姆有司机却少了自由的生活令她局促，是我的出生让她逃离了当时只属于极少数人的特权生活。

从此她再没有离开自己简朴的家，饮食起居都亲自操持。

明珍常戏言：“亲孙子，不如抱个木墩子”，小时候，我常常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将来一定强过木墩子。可事实是，她在六十岁的时候才等到我这个长孙女。我们终于长大了，那个最爱我们的人却不在了。

她一生除养育八个子女外，还先后抚养过二十几个孙子外孙，有的成年后再没有回来，她一边写信一边等信，在期盼中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写下她的故事，我如同回到她的年代，再一次端详着她的与众不同的美丽。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除夕之夜，一个女孩呱呱落地，几乎同时，远处传来第一声鸡鸣，唤醒了冬夜的黎明。这个女孩叫明珍。

有了这一天，才有了我们。

2014年6月13日草成